第142节 三岛震 2
“部长阁下…”河边大佐和柴山大佐面面相觑,都感到难以置信。当初九一八事变前夕,关东军中基层军官打算孤注一掷,很多军官都心里没底,毕竟关东军才两万,对面的东北军却有二十万之众,只有石原莞尔信心十足地道“我就是拿木剑,也能把张学良吓得不战而逃”,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的精明目光和敏锐头脑,河边大佐、柴山大佐等人也正是从那时起,对石原少将佩服得五体投地、死心塌地,成为他的坚定支持者和拥护者。
石原少将看着河边大佐:“河边君,你的兄长不就是驻屯军步兵旅团的旅团长吗?难道,你也不清楚北支那事变的具体情况吗?”河边虎四郎大佐的兄长就是驻屯军步兵旅团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
“这个…”河边大佐有点为难迟疑地道,“我兄长在事变爆发时身在秦皇岛,并且一直无法返回北平旅团部或天津司令部,所以他也语焉不详…”
石原少将苦笑一声:“你兄长他为什么无法返回旅团部或司令部呢?因为,驻屯军已经全军覆没了!”他长长地叹息着,叹声中饱含一股痛彻心扉的痛苦,但是很显然,他并不是为驻屯军全军覆没而痛苦长叹。
“什么?”河边大佐和柴山大佐都齐齐大惊失色,“驻屯军已经全军覆没?不是说…”
“不是说什么?”石原少将再次苦笑,“撤出平津?正在激战?”他摇摇头,“参谋本部和陆军省担心驻屯军全军覆没的消息会严重地打击军心士气,所以隐瞒不报,新闻里的那些报道自然都是凭空捏造的,就连你们这样的大佐级军官,得知的所谓‘真实战报’也是假的。你们是不是真以为驻屯军已经后撤到唐山、承德、秦皇岛地区进行反击?没有,已经覆灭了。”
河边大佐和柴山大佐都毛骨悚然、惊骇万分,过度的震撼让他们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石原少将似乎是在自言自语:“牟田口廉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蠢货!说他是帝国的千古罪人都不为过!就他的能力,当一个中队长都是勉强凑合,居然让他当上了联队长!帝国的情报部门早就提醒过他,宛平城的支那军是一支特殊的部队,但他却当成耳旁风,他真以为他可以复制我们当初在满洲的成功?可笑!可悲!他带着部队攻打宛平城,犯下的低级错误简直是数不胜数!他本该去挑起事端,一旦见势不妙就应当全身而退,结果他却把挑起事端变成了一场以卵击石的强攻送死!葬送一个联队还是其次的,最严重的是,他带来了一系列恶劣的连锁反应,先是导致驻屯军全军覆没,现在又导致帝国与支那的战争已经无可避免…”
河边大佐心头惊悚地道:“部长阁下,真的无法阻止战争了吗?”
石原少将既没有摇头也没有点头,只是神色苦楚地道:“天意如此,我辈又能奈何?”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陆军高层在如何处理上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石原莞尔、河边虎四郎、柴山兼四郎等人极力主张不扩大,和谈解决事变,参谋总长、皇族成员闲院宫载仁亲王也是比较倾向于不扩大的,但以武藤章、田中新一、参谋本部第二部代理部长笠原幸雄大佐等人为代表的大批军官极力主张扩大,展开全面战争,并且得到了陆军大臣杉山元大将的鼎力支持。起初,两派势均力敌、争执不下,但华北局势的新发展使得“主和派”遭到了重大挫败,因为取得宛平城战役胜利的中国军队居然再接再厉,对平津日军展开了全面反击,连夜攻打丰台区日军、李明庄日军、海光寺日军,大有把日军华北驻屯军全歼的势头,中国军队的“狂妄大胆”和“欺人太甚”彻底地刺激了日本军界里的大批中高层军官,“主和派”的支持者迅速减少,“主战派”的支持者迅速增多,甚至连“主和派”里地位最高的闲院宫载仁亲王都改变了立场。“支那军太狂妄了!居然食髓知味、得陇望蜀,难道真视我大日本帝国是软弱可欺的?帝国如果妥协退让,先不谈利益上的损失,帝国国威和皇军军威岂不是颜面扫地?天皇陛下至高无上的圣威岂不是荡然无存?如此奇耻大辱、血海深仇,帝国焉能不报?”在愤怒地说出这番话后,闲院宫载仁亲王改弦易张,变成“主战派”的铁杆支持者。
驻屯军被中国军队消灭万人的噩耗让日军高层无不震惊至极、暴怒至极。
本国军队在寻衅滋事中被敌国歼灭万余人,遭到前所未有的惨重损失,这样会产生两个截然不同的情况,一是该国政府和该国军队受到当头棒喝,从此畏缩谨慎,不敢再嚣张狂妄,二是该国政府和该国军队感到恼羞成怒,决定变本加厉、全面报复。很显然,日本会是后者。
石原少将正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心灰意冷,他知道,自己苦心经营的战略计划要付诸东流了。大势所趋,回天无力,这让石原少将深深地感到身心俱疲。
日本军队此时在本土外共有四大军事集团,分别是:华北驻屯军、驻朝鲜军、驻台湾军、关东军。在获悉华北驻屯军“出事”后,驻台湾军因为刚刚成立,无暇他顾,所以没有表态,驻朝鲜军和关东军则反应神速,并且这两支军队的表态堪称惊人一致。关东军总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总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在第一时间向东京总部递交了报告,“鉴于北支那事变之局势有难以控制的恶化趋势,南满地区的关东军部队已做好随时出击之准备”,并且关东军总司令部公开表态道“兹因暴戾之中国军队挑衅,华北地区发生重大事端,关东军正以极大关心及重大决心,密切关注本事件之发展”,此表态里充满了强烈的恫吓和求战意味,同时,植田大将还派出作战参谋辻政信少佐前往驻屯军司令部,向田代中将转达“关东军是驻屯军强大后盾”的支持态度,但因为驻屯军迅速被击溃消灭,辻政信没来得及去;至于驻朝鲜军,态度跟关东军完全是不约而同,朝鲜总督南次郎大将、驻朝鲜军总司令官小矶国昭中将一起表态支持驻屯军,上书东京总部,请求天皇下达“圣断”,驻朝鲜军第19师团第25山炮兵联队联队长田中隆吉大佐更是迫不及待,主动请缨去天津,代表驻朝鲜军给驻屯军打气鼓劲。
关东军和驻朝鲜军的态度都是极力支持全面对华开战。开战,就是日本军方的态度。
当石原少将、河边大佐、柴山大佐等为数不多的“主和派”在“主战派”满耳喧嚣声中相视无言、黯然沉默时,首相府里,日本现任首相近卫文麿正着急地接见刚从中国风风火火赶回来的华北驻屯军临时作战科参谋主任池田纯久中佐。近卫文麿之所以如此重视池田纯久这个中佐军官,因为他非常渴望知道“北支那事变”的真相。近卫文麿是首相,是政府首脑,对军队的所作所为自然是消息不灵通,更何况,无论是关东军还是驻屯军,都拥有欺上瞒下、自作主张、擅自行动的“优良传统”,这些前线部队真的出什么事了,别说近卫文麿这样的政府官员了,连直接管理那些部队的军方高层都会一头雾水,而最麻烦的是,军人搞出事情,必然会酿成政治上、外交上的大麻烦,处理这些麻烦的肯定就是近卫文麿这样的政府官员了。说白了,军队前线部队在远离东京、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惹是生非,近卫文麿这样的政府官员不得不给他们擦屁股、收拾烂摊子,更麻烦的是,那些骄横的前线部队根本就不把事情真相告诉给政府官员,搞得近卫文麿等政府官员在政治外交上非常被动。七七事变发生当天晚上,近卫文麿在日记里很干脆地写道“我方有点可疑”。尽管新闻媒体大肆摇唇鼓舌、颠倒黑白,把挑起事端甚至是战端的责任都一骨碌地推到中国军队身上,把中国军队描述得“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坏透了”,把日本军队描述得就像被恶霸逼入小巷子里的小姑娘一样纯洁无辜,这种指鹿为马、混淆是非的伎俩只能骗骗普通老百姓以及军队里没脑子的中基层官兵,近卫文麿这样的政府高层肯定是不吃这一套的。七七事变发生后,近卫文麿等不少日本政府高层就怀疑“驻屯军是想效仿关东军,在华北如法炮制地制造第二起‘九一八事变’”。近卫文麿非常想知道愈演愈烈的“北支那事变”究竟是什么样子,池田纯久是驻屯军里的中高级军官,跟近卫文麿的私人关系也非常好,所以他的说法是让近卫文麿觉得最可信。
池田纯久属于“石原莞尔派”,他身在华北前线,对华北局势、中国局势有着眼见为实的深刻了解,所以他极力主张不扩大,事变后,辻政信打电话给池田纯久,声称关东军可以出动轰炸机援助驻屯军,池田纯久回道:“你们关东军敢出动轰炸机,我们驻屯军就敢出动战斗机把你们的轰炸机打下来。”但牟田口廉也的鲁莽蛮干导致池田纯久的努力化为了泡影。
“池田君,到底还是打起来了啊?”见面后,近卫文麿神色又紧张又责备,“你们军人太会给政府添麻烦了!当初在满洲就这样,好歹有惊无险地度过了,现在你们在华北又这样!”
池田纯久苦笑着叹口气:“首相阁下,我们军人确实难辞其咎,但是,首相您难道自己不也要负责任吗?”
“我?”近卫文麿十分诧异,“我有什么责任?”
池田纯久从随身公文包里取出一叠报纸:“首相阁下,您看,政府虽然口口声声说和谈解决事变,但却默许国内报纸煽风点火、鼓动民众,现在举国民意沸腾,不想打都做不到了!”
近卫文麿顿时无言以对,他开始为自己间接地纵容军方激进派的行为而感到后悔了。
七七事变爆发时,近卫文麿当上日本首相只有一个月零三天,此时的他处于春风得意的人生巅峰,举荐他上台的是日本帝国“最后的元老”、在日本政界里德高望重的西园寺公望,并且他今年才46岁,被誉为“青年宰相”,政坛、军方、民众都很看好他,同时,他还有着高尚的贵族血统,就连裕仁天皇都对他十分满意,但是,正因为他太自得了,所以过于好大喜功,只顾做出让各方各界都叫好的事情,因此在一种微妙的状态中,他被军方牵着鼻子走,并且给外界造成一种温文尔雅、淡泊名利的“开明而软弱”的印象。因为软弱,或者说擅长明哲保身,所以近卫文麿不敢违逆军方的意思,从而有意无意地成为受军方操控的木偶工具。近卫文麿只想着不激怒不得罪军方、赢得军方的好感和支持,却在实质上成为了军方的帮凶。
“池田君…”犹豫了半晌后,近卫文麿用一种乞求的口吻询问池田纯久,“现在…事情还有缓和余地或回旋可能吗?”
池田纯久神色悲凉地叹息道:“驻屯军几乎全军覆没,一万多帝国军将士被支那军消灭,在这样的情况下,首相阁下您觉得已经红了眼的军方和广大民众还愿意接受和谈吗?此时此刻,您如果冒天下之大不韪坚持和谈解决,那么…您在广大民众的眼里就跟卖国贼没区别了,并且…军方也不会继续支持您了,甚至,军方里的那些激进派还会…首相阁下,您莫非忘了浜口首相、犬养首相、高桥首相、斋藤首相、冈田首相他们的下场了吗?”
近卫文麿顿时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冷汗从后脊梁一直流进屁股沟里。池田纯久提到的这几人都是近卫文麿的前任,分别是第27任首相浜口雄幸、第29任首相犬养毅、第29任代理首相高桥是清、第30任首相斋藤实、第31任首相冈田启介(近卫文麿是第34任首相),这五人因为被军方认为是“软弱派或卖国贼”而遭到刺杀,除冈田启介大难不死、逃过一劫,其余四人都在军方激进派刺杀中死于非命。
池田纯久离开后,近卫文麿在毛骨悚然中思考着自己在这起“北支那事变”中究竟应该站在哪一边,他越想越不寒而栗,他明白了一件事:军方基本上是主张开战的,特别是那些狂热分子和激进派,谁反对开战,就会成为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甚至是下手除掉的目标,因此,哪怕近卫文麿不主张开战,他也别无选择,他根本就不敢对主张开战的军方说出“不”,那样的话,他不但在战争大势前螳臂当车,并且他自身很可能小命不保。“打就打吧!反正支那也没什么可怕的,军方才真正的可怕!我要是违抗他们的意愿,下场就不好说了,但是,如果我大力地支持他们,不但可以避免杀身之祸,还能获得他们继续支持。有了军方的支持,我的地位也必然能更加稳固。”最后,近卫文麿得出了这个结论。
因为私心作祟和迫于军方的淫威,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变成了一个“坚定的”主战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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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原少将看着河边大佐:“河边君,你的兄长不就是驻屯军步兵旅团的旅团长吗?难道,你也不清楚北支那事变的具体情况吗?”河边虎四郎大佐的兄长就是驻屯军步兵旅团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
“这个…”河边大佐有点为难迟疑地道,“我兄长在事变爆发时身在秦皇岛,并且一直无法返回北平旅团部或天津司令部,所以他也语焉不详…”
石原少将苦笑一声:“你兄长他为什么无法返回旅团部或司令部呢?因为,驻屯军已经全军覆没了!”他长长地叹息着,叹声中饱含一股痛彻心扉的痛苦,但是很显然,他并不是为驻屯军全军覆没而痛苦长叹。
“什么?”河边大佐和柴山大佐都齐齐大惊失色,“驻屯军已经全军覆没?不是说…”
“不是说什么?”石原少将再次苦笑,“撤出平津?正在激战?”他摇摇头,“参谋本部和陆军省担心驻屯军全军覆没的消息会严重地打击军心士气,所以隐瞒不报,新闻里的那些报道自然都是凭空捏造的,就连你们这样的大佐级军官,得知的所谓‘真实战报’也是假的。你们是不是真以为驻屯军已经后撤到唐山、承德、秦皇岛地区进行反击?没有,已经覆灭了。”
河边大佐和柴山大佐都毛骨悚然、惊骇万分,过度的震撼让他们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石原少将似乎是在自言自语:“牟田口廉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蠢货!说他是帝国的千古罪人都不为过!就他的能力,当一个中队长都是勉强凑合,居然让他当上了联队长!帝国的情报部门早就提醒过他,宛平城的支那军是一支特殊的部队,但他却当成耳旁风,他真以为他可以复制我们当初在满洲的成功?可笑!可悲!他带着部队攻打宛平城,犯下的低级错误简直是数不胜数!他本该去挑起事端,一旦见势不妙就应当全身而退,结果他却把挑起事端变成了一场以卵击石的强攻送死!葬送一个联队还是其次的,最严重的是,他带来了一系列恶劣的连锁反应,先是导致驻屯军全军覆没,现在又导致帝国与支那的战争已经无可避免…”
河边大佐心头惊悚地道:“部长阁下,真的无法阻止战争了吗?”
石原少将既没有摇头也没有点头,只是神色苦楚地道:“天意如此,我辈又能奈何?”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陆军高层在如何处理上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石原莞尔、河边虎四郎、柴山兼四郎等人极力主张不扩大,和谈解决事变,参谋总长、皇族成员闲院宫载仁亲王也是比较倾向于不扩大的,但以武藤章、田中新一、参谋本部第二部代理部长笠原幸雄大佐等人为代表的大批军官极力主张扩大,展开全面战争,并且得到了陆军大臣杉山元大将的鼎力支持。起初,两派势均力敌、争执不下,但华北局势的新发展使得“主和派”遭到了重大挫败,因为取得宛平城战役胜利的中国军队居然再接再厉,对平津日军展开了全面反击,连夜攻打丰台区日军、李明庄日军、海光寺日军,大有把日军华北驻屯军全歼的势头,中国军队的“狂妄大胆”和“欺人太甚”彻底地刺激了日本军界里的大批中高层军官,“主和派”的支持者迅速减少,“主战派”的支持者迅速增多,甚至连“主和派”里地位最高的闲院宫载仁亲王都改变了立场。“支那军太狂妄了!居然食髓知味、得陇望蜀,难道真视我大日本帝国是软弱可欺的?帝国如果妥协退让,先不谈利益上的损失,帝国国威和皇军军威岂不是颜面扫地?天皇陛下至高无上的圣威岂不是荡然无存?如此奇耻大辱、血海深仇,帝国焉能不报?”在愤怒地说出这番话后,闲院宫载仁亲王改弦易张,变成“主战派”的铁杆支持者。
驻屯军被中国军队消灭万人的噩耗让日军高层无不震惊至极、暴怒至极。
本国军队在寻衅滋事中被敌国歼灭万余人,遭到前所未有的惨重损失,这样会产生两个截然不同的情况,一是该国政府和该国军队受到当头棒喝,从此畏缩谨慎,不敢再嚣张狂妄,二是该国政府和该国军队感到恼羞成怒,决定变本加厉、全面报复。很显然,日本会是后者。
石原少将正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心灰意冷,他知道,自己苦心经营的战略计划要付诸东流了。大势所趋,回天无力,这让石原少将深深地感到身心俱疲。
日本军队此时在本土外共有四大军事集团,分别是:华北驻屯军、驻朝鲜军、驻台湾军、关东军。在获悉华北驻屯军“出事”后,驻台湾军因为刚刚成立,无暇他顾,所以没有表态,驻朝鲜军和关东军则反应神速,并且这两支军队的表态堪称惊人一致。关东军总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总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在第一时间向东京总部递交了报告,“鉴于北支那事变之局势有难以控制的恶化趋势,南满地区的关东军部队已做好随时出击之准备”,并且关东军总司令部公开表态道“兹因暴戾之中国军队挑衅,华北地区发生重大事端,关东军正以极大关心及重大决心,密切关注本事件之发展”,此表态里充满了强烈的恫吓和求战意味,同时,植田大将还派出作战参谋辻政信少佐前往驻屯军司令部,向田代中将转达“关东军是驻屯军强大后盾”的支持态度,但因为驻屯军迅速被击溃消灭,辻政信没来得及去;至于驻朝鲜军,态度跟关东军完全是不约而同,朝鲜总督南次郎大将、驻朝鲜军总司令官小矶国昭中将一起表态支持驻屯军,上书东京总部,请求天皇下达“圣断”,驻朝鲜军第19师团第25山炮兵联队联队长田中隆吉大佐更是迫不及待,主动请缨去天津,代表驻朝鲜军给驻屯军打气鼓劲。
关东军和驻朝鲜军的态度都是极力支持全面对华开战。开战,就是日本军方的态度。
当石原少将、河边大佐、柴山大佐等为数不多的“主和派”在“主战派”满耳喧嚣声中相视无言、黯然沉默时,首相府里,日本现任首相近卫文麿正着急地接见刚从中国风风火火赶回来的华北驻屯军临时作战科参谋主任池田纯久中佐。近卫文麿之所以如此重视池田纯久这个中佐军官,因为他非常渴望知道“北支那事变”的真相。近卫文麿是首相,是政府首脑,对军队的所作所为自然是消息不灵通,更何况,无论是关东军还是驻屯军,都拥有欺上瞒下、自作主张、擅自行动的“优良传统”,这些前线部队真的出什么事了,别说近卫文麿这样的政府官员了,连直接管理那些部队的军方高层都会一头雾水,而最麻烦的是,军人搞出事情,必然会酿成政治上、外交上的大麻烦,处理这些麻烦的肯定就是近卫文麿这样的政府官员了。说白了,军队前线部队在远离东京、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惹是生非,近卫文麿这样的政府官员不得不给他们擦屁股、收拾烂摊子,更麻烦的是,那些骄横的前线部队根本就不把事情真相告诉给政府官员,搞得近卫文麿等政府官员在政治外交上非常被动。七七事变发生当天晚上,近卫文麿在日记里很干脆地写道“我方有点可疑”。尽管新闻媒体大肆摇唇鼓舌、颠倒黑白,把挑起事端甚至是战端的责任都一骨碌地推到中国军队身上,把中国军队描述得“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坏透了”,把日本军队描述得就像被恶霸逼入小巷子里的小姑娘一样纯洁无辜,这种指鹿为马、混淆是非的伎俩只能骗骗普通老百姓以及军队里没脑子的中基层官兵,近卫文麿这样的政府高层肯定是不吃这一套的。七七事变发生后,近卫文麿等不少日本政府高层就怀疑“驻屯军是想效仿关东军,在华北如法炮制地制造第二起‘九一八事变’”。近卫文麿非常想知道愈演愈烈的“北支那事变”究竟是什么样子,池田纯久是驻屯军里的中高级军官,跟近卫文麿的私人关系也非常好,所以他的说法是让近卫文麿觉得最可信。
池田纯久属于“石原莞尔派”,他身在华北前线,对华北局势、中国局势有着眼见为实的深刻了解,所以他极力主张不扩大,事变后,辻政信打电话给池田纯久,声称关东军可以出动轰炸机援助驻屯军,池田纯久回道:“你们关东军敢出动轰炸机,我们驻屯军就敢出动战斗机把你们的轰炸机打下来。”但牟田口廉也的鲁莽蛮干导致池田纯久的努力化为了泡影。
“池田君,到底还是打起来了啊?”见面后,近卫文麿神色又紧张又责备,“你们军人太会给政府添麻烦了!当初在满洲就这样,好歹有惊无险地度过了,现在你们在华北又这样!”
池田纯久苦笑着叹口气:“首相阁下,我们军人确实难辞其咎,但是,首相您难道自己不也要负责任吗?”
“我?”近卫文麿十分诧异,“我有什么责任?”
池田纯久从随身公文包里取出一叠报纸:“首相阁下,您看,政府虽然口口声声说和谈解决事变,但却默许国内报纸煽风点火、鼓动民众,现在举国民意沸腾,不想打都做不到了!”
近卫文麿顿时无言以对,他开始为自己间接地纵容军方激进派的行为而感到后悔了。
七七事变爆发时,近卫文麿当上日本首相只有一个月零三天,此时的他处于春风得意的人生巅峰,举荐他上台的是日本帝国“最后的元老”、在日本政界里德高望重的西园寺公望,并且他今年才46岁,被誉为“青年宰相”,政坛、军方、民众都很看好他,同时,他还有着高尚的贵族血统,就连裕仁天皇都对他十分满意,但是,正因为他太自得了,所以过于好大喜功,只顾做出让各方各界都叫好的事情,因此在一种微妙的状态中,他被军方牵着鼻子走,并且给外界造成一种温文尔雅、淡泊名利的“开明而软弱”的印象。因为软弱,或者说擅长明哲保身,所以近卫文麿不敢违逆军方的意思,从而有意无意地成为受军方操控的木偶工具。近卫文麿只想着不激怒不得罪军方、赢得军方的好感和支持,却在实质上成为了军方的帮凶。
“池田君…”犹豫了半晌后,近卫文麿用一种乞求的口吻询问池田纯久,“现在…事情还有缓和余地或回旋可能吗?”
池田纯久神色悲凉地叹息道:“驻屯军几乎全军覆没,一万多帝国军将士被支那军消灭,在这样的情况下,首相阁下您觉得已经红了眼的军方和广大民众还愿意接受和谈吗?此时此刻,您如果冒天下之大不韪坚持和谈解决,那么…您在广大民众的眼里就跟卖国贼没区别了,并且…军方也不会继续支持您了,甚至,军方里的那些激进派还会…首相阁下,您莫非忘了浜口首相、犬养首相、高桥首相、斋藤首相、冈田首相他们的下场了吗?”
近卫文麿顿时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冷汗从后脊梁一直流进屁股沟里。池田纯久提到的这几人都是近卫文麿的前任,分别是第27任首相浜口雄幸、第29任首相犬养毅、第29任代理首相高桥是清、第30任首相斋藤实、第31任首相冈田启介(近卫文麿是第34任首相),这五人因为被军方认为是“软弱派或卖国贼”而遭到刺杀,除冈田启介大难不死、逃过一劫,其余四人都在军方激进派刺杀中死于非命。
池田纯久离开后,近卫文麿在毛骨悚然中思考着自己在这起“北支那事变”中究竟应该站在哪一边,他越想越不寒而栗,他明白了一件事:军方基本上是主张开战的,特别是那些狂热分子和激进派,谁反对开战,就会成为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甚至是下手除掉的目标,因此,哪怕近卫文麿不主张开战,他也别无选择,他根本就不敢对主张开战的军方说出“不”,那样的话,他不但在战争大势前螳臂当车,并且他自身很可能小命不保。“打就打吧!反正支那也没什么可怕的,军方才真正的可怕!我要是违抗他们的意愿,下场就不好说了,但是,如果我大力地支持他们,不但可以避免杀身之祸,还能获得他们继续支持。有了军方的支持,我的地位也必然能更加稳固。”最后,近卫文麿得出了这个结论。
因为私心作祟和迫于军方的淫威,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变成了一个“坚定的”主战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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